摘 要：在经济过剩危机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分析的经济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其分析的聚焦点是市场，其理论重视反危机政策和措施研究；马克思主义则是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生产领域，从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并不着重研究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经济过剩问题的研究，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经济过剩危机；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经济过剩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呈周期性波动运行。经济紧缩或经济过剩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方面。依据经济学对经济过剩的界定与我国目前市场商品全面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等经济表现，无疑，我国是处于经济过剩运行阶段。由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寻求刺激经济增长、走出经济过剩阶段的政策措施，则成为目前经济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一个非常关注的经济焦点问题。
检阅现有的有关经济文献，绝大多数是套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目前我国有的经济文献称“买方市场”）的成因，由此自然地选用了刺激需求（重点是刺激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笔者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１）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有市场不完善方面的原因；（２）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从完整意义上说，是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的有机统一，因此，分析经济活动的波动原因与治理，既要从市场机制上求解，又要从市场制度上探寻，应着重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结构特征；（３）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人为推进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我国的经济运行状态，既为市场规律作用所决定，也为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所决定，因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的成因与治理，不能简单地套用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实践上所产生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必须分析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状态的特殊决定作用；４）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分析治理经济紧缩的政策，既要从市场经济角度选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积极地探索集治理经济紧缩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于一体的政策。
以经济制度分析见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从市场机制上分析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而且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制度原因。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对于分析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本文侧重于理论角度，述评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成因、治理的不同分析，并从中得出分析我国目前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治理的几点现实启示。
二、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过剩危机成因与治理的理论分析
自１８２５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便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由此而产生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经济学，其突出贡献是从理论上解释了自由市场调节下的均衡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他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紧缩与萧条的原因。① 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危机、萧条的产生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根据他的解释，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不过成本和利率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投资吸引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会因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和流动偏好的加强，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危机使投资和消费水平都迅速下降，加之利率的提高，必然出现萧条阶段。对于经济危机的治理，凯恩斯以乘数原理为根据，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凯恩斯更主张通过增加投资（由于萧条时期，私人企业家因悲观预期而不愿增加投资，所以他主张以政府投资来替代私人投资）来刺激有效需求，治理经济危机。根据他创立的乘数原理，投资的变动会引起收入和产出的倍数增长，所以治理经济危机的最佳政策选择就是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政府投资。
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卡尔多从凯恩斯的投资决定储蓄、储蓄与投资相等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均衡出发，并从储蓄函数、投资函数的非线性特点入手，通过两条曲线的叠加把凯恩斯的两个静态模型改造为一个动态多重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动态循环性周期模型。② 依据他的经济周期模型可以得出理论要点：（１）当事前储蓄（即人们愿意储蓄的量）与事前投资出现差异时，必然要引起经济活动水平的波动：如果事前投资大于事前储蓄，就会引起经济扩张；相反，则会引起经济收缩。（２）经济周期是由经济本身一些内在因素引起的，投资与储蓄的变动和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动相互引起、相互作用，由此引起经济周期性地变动。他强调，使经济向扩张变动的因素没有使经济向收缩变动的因素那样稳定。因此，长期萧条的危险大于长期繁荣的危险，如果让经济自己调节，则经济中的波动与萧条就难以避免。（３）经济周期的长短，其一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对经济活动水平变动反应的大小与快慢；其二取决于完成一次累积性趋势所需要的时间。（４）经济波动的幅度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曲线的形态。（５）政府抵制萧条的扩张性政策在萧条的较早和较迟阶段比极度萧条阶段更有效，政策只能缓和经济波动、推迟萧条，不能完全消除波动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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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尔多不同，哈罗德在凯恩斯储蓄－投资分析基础上，把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解释经济周期，提出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原始形式。③ 在这一模型中，哈罗德把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作为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内生变量，并在凯恩斯乘数原理（即在分析消费和投资对国民收入单向影响）的基础上，把加速数原理引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动态地分析了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来分析经济周期。根据他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长率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与利润份额更多地用于储蓄而致使消费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扩张影响；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引起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这种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最终会由消费－投资－国民收入之间的连锁反应而引起经济危机，所以他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关系（加速数）和乘数的联合作用。”④2cx5 9:CfNs -Zh5?JH,;UIZ;Rv ,'!* 66ｗｅｎ.COMo8_�:p:c,y4X? @1Oo XK,!
萨缪尔森与希克斯等人对哈罗德提出的原始形式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进行修正与完善。萨氏把时滞范畴引入周期分析，并修正了哈罗德经济周期模型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则经济活动就处于一种稳步增长的状态，而不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他用实例说明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即使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也会由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即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这表明经济的波动是必然的，稳定均衡的增长实际是难以存在的。其二，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系本身的一种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引起的，外生变量只有通过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才能影响到经济波动。⑤ 希克斯把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推到了最高峰，他是乘数－加速数模型的最后完成者。希克斯模型在五个主要假设条件下，利用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解释经济周期的累积过程，以及经济周期中各不同阶段转变的必然性。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把投资波动作为中心，从经济体系均衡的可能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探讨到经济周期各阶段长短决定因素的分析，对经济周期作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分析，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
从上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过剩成因与治理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理论有如下特征：（１）其分析的经济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侵犯为前提。他们尽管承认市场缺陷，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与资源帕累托配置，但排除经济紧缩、危机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只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２）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他们只是从“内生”的“纯经济子系统”中去分析引起经济周期的成因与治理，忽视“外生”的政治、技术创新、人口、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制约，在一些严格假设基础上，把经济周期的复杂成因简化为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等几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３）其分析的聚焦点是作为流通领域与经济调节机制的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他们侧重从流通角度，从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上去探讨经济紧缩、危机与波动的根源，不仅忽视了生产的决定作用与生产过程的研究，而且忽视了制约市场运行的市场制度关系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４）由于其理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赋予了凯恩斯主义特殊的历史使命，致使其理论高度重视国家干预主义的反危机政策和措施研究。在这一点上，他们一方面在分析市场运行机制，说明经济繁荣与衰退形成的条件以及更替，周期各阶段的联系和传导机制上，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这为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内在形成机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国家干预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忽视了对生产过程的研究，所以其治理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缺乏供给方面的研究，由此致使其反危机的对策具有片面性。
三、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成因的全面系统剖析
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在交换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但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１）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２）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３）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由此，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⑥ 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⑦ 这里的关系，笔者认为，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关系，又有在此经济制度度下得以充分发展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从供给（生产）上说，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地扩张能力，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⑧。并且，根据他的分析，大工业的扩张能力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共同作用，促使资本突然扩张力的增长，从而激化了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大工业的这种巨大的迅速扩张的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从消费（需求）上说，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⑨ 由此，必然要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与狭隘的消费和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与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⑩ 总之，如果撇开制度分析，单从经济角度来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商品流通领域供求矛盾的直接表现，而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又不过是生产和实现（消费）矛盾的表现形式。
然而，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他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分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中探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下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
